2月27日下午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第七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高研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作为论坛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先生应邀担任评论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邓正来教授首先介绍了陈来教授，介绍了两位点评嘉宾朱维铮教授和张汝伦教授。讲演开始前，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为陈来教授颁发了兼职教授聘书。
在题为《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的讲演中，陈教授指出，他从施特劳斯关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研究中获得了理论启示，从而展开了对荀子政治哲学的思考。他首先指出，荀子的人性与政治思想与霍布斯的人性和政治思想颇有可比之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被归结为“两条最为确凿无疑的人性公理”，第一条是自然欲望公理，第二条是自然理性公理。同样，研究和说明荀子政治哲学的基础，既可以采用传统哲学研究的论述进路，也可以采取“公理”方法，即还原荀子政治哲学的原始假设和根本出发点，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揭示出荀子哲学中的最基本的价值及其结构。
陈教授提出了三大问题，第一，通过对情性和势物的讨论理清荀子政治哲学对自然状态必然引致争夺的人性论论证，指出“材性”和“情性”的概念，在政治哲学上我们更重视情性的概念如何导出政治制度的形成，而不是材性如何通过修身而改变。通过分析“势”和“物”的定理，得出礼义的起源和必要性是欲望的无法满足，而不是欲望本身的善恶，也不是人性的善恶。这是从政治学着眼的观点。
第二，通过对分辨和礼义的讨论，说明荀子对息止争夺的政治条件的设计。首先，“分”代表一种社会分级系统，即一种等级化的制度，此种制度规定了一个人在此系统中的政治地位和消费限制。政治地位的分级使人的势位有高有低，确保政治领导成为可能；消费的等级限制使得物品的有限供给不会产生社会冲突。其次，分、辨体现于社会规范体系，便是“礼”；礼反映在意识和原则上，便是“义”。分的社会结构是以义的价值理念为其依据的，义为分提供了实践动力和价值正当性。荀子对于礼义，不复重视自然法的论证，而更重视圣王的作用，这实际是重视人类政治经验和政治理性在历史实践中的发现。
第三，通过对心和知的讨论说明荀子哲学中心作为理性的重要意义。情性是每人与生俱来的，但由于心知的差异，故每人的情性之发则是有所不同的，在心的制约作用下显现的欲望，就和天生的自然欲望不完全一致了，因而，在实际生活中，“欲”会引导到“求”，而“求”却不一定导致“争”，阻止“求”变为“争”的关键在“心”，在“心之所可”，这里的“心”即近于霍布斯所谓自然理性的公理了。
最后，陈教授总结出荀子政治哲学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情性说”代表的自然欲望原理，一条是“礼义说”代表的自然理性原理。前者是自然状态的基础，后者使人摆脱自然状态成为可能。
朱维铮教授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陈来教授的讲演进行了点评。第一，作为经学的研究者，他指出，经学从公元2世纪开始登上统治学说的舞台，但是它的前奏一定要推到孔孟，尤其是荀子；第二，他指出了9世纪杨倞所注的荀子文本的可信度问题；第三，他从统治学说的角度提出几条值得注意的问题，即“理”基本上指的是体制的外在表现；“理”是起于养、欲、给、求；“理” 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规定；第四，他向陈教授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没在讲演中提到荀子的“法后王”说法；第五，他指出荀子的思想，如“人定胜天”，我们要对这些盘踞在头脑里的思想认真对待；第六，他同意将霍布斯和荀子的“恶”的历史作用相比较；最后，他指出荀子对全人类的人性公理的解释还有待研究和挖掘。
张汝伦教授接着做了点评。首先，他指出荀子思想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同意陈教授提出的两条原理，即 “情性说”代表的自然欲望原理和“礼义说”代表的自然理性原理，从而导致了政治秩序的产生；其次，他对荀子思想的政治实用主义提出了质疑， 面对“势位齐而必争”、“欲多物寡而必争”，从而有了礼仪的制度，等级养心的问题等等，他提出了荀子的思想是否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最后，他比较了儒家的正身和荀子的修身思想。
讲演和点评之后，同学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如道德哲学和“道德无力”的问题；如何看待西方“历史主义”；“先王”与“后王”的解释问题；“圣人”的后世建构与解构；人性修养与礼仪制度等等，陈来教授对此一一进行了解释。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论坛总结。他指出：第一、主讲人和评论人呈现了一种高度的紧张，陈来教授指出他的文本是有严格理论限定的，他是讨论荀子思想的政治哲学问题而非整个体系问题，而朱教授和张教授是从整体把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我们需要认真看待作为本人的荀子与作为后世所理解和建构荀子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如果有一个“固定”的荀子存在，那么这些荀子的诠释者的意义体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