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4日上午9：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四期由马戎教授担任座谈嘉宾，主题为“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马戎教授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加本次席明纳的学者还有：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刘欣，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张江华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朱剑峰。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他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宣布了席明纳的讨论规则和流程，并简要介绍了座谈嘉宾马戎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理论关注点。
接着，马戎教授做了四十分钟的发言。他指出中国的民族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必须正视和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关联到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利益。马戎教授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他追溯了“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他从民族、nation、“民族主义”运动、nationalism等最基本的概念谈起，指出政治学家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视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开始，这正是西欧国家构建民族的目的。与之相应的，“在西欧国家对外侵略的态势下，东欧、亚洲各国虽然国内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尚未发达起来，启蒙运动对这些国家的精英与民众的影响也有限，但是为了与西欧各国相抗衡，不得不对本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一被动效仿逐渐形成了“民族”的第二种模式。
第二，马戎教授回忆了俄国和苏联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他指出，沙皇俄国曾努力构建“俄罗斯民族-国家”，而十月革命时期，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革命的需要，采取了鼓励各部族“民族独立”的战略，其后斯大林提出了将苏联建成为一个“民族联合体”的战略。
第三，马戎教授概述了中国民族现象产生的历史与现今最突出的问题。他认为，清朝末年，西方各国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鼓励清朝下辖各群体的“民族”意识；同时，该朝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基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也逐渐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积极进行“民族理论”和国家构建，在“民族”概念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双层结构，即上层是“中华民族”，下层是56个“民族”。
马教授详细讲解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培养、体现及大方向，并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正在于“1949年建国后，承袭自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定义）和类似苏联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使得新中国没有完成20世纪初开启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而是在中国进行了‘民族识别’，客观上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多民族联合体’。此外，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许多重大项目“吸引了许多东部和中部的汉族劳动力来到西部，也在改变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使得汉族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四，马戎教授分析了在新世纪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今后可能的出路，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文化化”建议。其“文化化”的要义是：一方面承认全体国民共同的核心认同（identity）是“民族”而不是“族群”；另一方面强调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邓正来教授指出，马戎教授的演讲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特别是关于中国中华民族文化化的建议以及区分区域和民族界限的想法等等。
在第一轮讨论中，在场的学者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何避免感情符号和政治符号的冲突？如何避免去政治化本身的政治化？中华民族历史融合本身就有一个文化化的过程，民族凝聚中的强烈的文化支撑有很多的政治因素，这其中的界限如何能够更加清晰以使得各民族不产生反感？各民族之间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的含义是什么？如何达到？在后毛泽东时代如何寻找一个文化上的最大公约数？是否可以考虑通过政治认同来促进文化认同的思路？以共同的宪法选择为基础建立认同，通过政治结构进行公民化的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这条道路是否可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用很大，当今民族问题是否是汉族“去汉化”本身导致的问题呢？概念常常是被建构出来的，但随着其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文化和民族概念也是如此，那么如何使得文化研究更具开放性，而不是破坏了某些文化中的独特而精深的部分？如何能够更好地考察每个民族在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特殊性？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的淡化对我们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有什么影响和帮助？民族退出机制有何合理性？等等。
马戎教授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两千多年延续的中国历史，反映在以二十四史的脉络一统而下的话语体系当中，诸如nationality、ethnicity、ethnic groups等概念的简单照搬都不完全符合对中国民族的指称，用与之对应的理念和思路来看待中国的民族关系与现实情况有很大张力。眼下最重要的是：依靠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关注重点，寻找出更多也更加根本的共同性，以使得13亿多中国群体能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所谓“保皇派”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虚君共和”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接受能力和政治认同感，有其历史借鉴和启发意义。
第三，针对苏联的民族问题，马教授指出带有革命性质的民主诉求往往会把民族主义当作同盟军，这是很重要的，分析理论问题不可以忽略这一点。
第四，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主脉是延续的，出现的只是皇帝家族族名的改变，其中不变的是各族均以礼教的获得与尊持作为区分华夷的基础性标准。今天，选用文化差异的价值体系观点来看民族差异这一视角，有利于缓解纷繁的政治张力。
第五，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以民族来命名，以民族聚居地来划定边界，其表现出来的整合力对于社会良性运行十分必要。现时期，更需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民族区域自治，淡化民族边界，淡化并优化以族群为单元的优惠政策，追寻每一个公民之间的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第六，民族和国家的基本认同原则是公认的，不仅仅以语言和习俗为界限，另一方面；民族架构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并非一以贯之的。
第七，人的认同体系有许多层次，但民族问题的核心认同是中华民族，目标是在国际竞争中团结起来，应对危机。但这些年的民族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整体民族认同感减弱，这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民族压迫和剥削是要被消除的，民族融合是好的发展态势。
邓正来教授做了小结，他指出：第一，我们需要注意就目前而言，民族问题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西风东渐、国门打开之后，基础性设施如此之便利，少数民族与外部交流如此之频繁，前所未有；还有，国际上的民族国家制度建构日趋稳固，民族自觉、独立、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了合法性，意识形态的架构也发生了变化等等。第二，大家的讨论较为“封闭”，均是在策略意义上的讨论，遵照的是“历史版图主义”的讨论模式，也即假设了某一个固定的不被质疑的前提，但这会使我们看不到另外的可能性，失去了更大的历史担当。知识不能简单地受制于某种时尚，也不能局限于完全相似的问题意识。
接着，学者们又围绕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如下问题：国内民族情绪是否处在一个极端的上升时期？是否会有激进的民族主义出现的可能？清朝末年的政治整合与传统中国固有的文化同化有何区别？以省来区分人群是否和以民族来区分人群一样，都具有同样的歧视性？等等。
马戎教授又做了回应。他指出：其一，对民族主义的引导应当反思民族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寻找团结各个民族的方法，以理性的方法对待不当的思潮，仅仅通过财政和技术的手段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其二，儒家传统下的“华夷之辨”不是种族之辨，这表现在宗主对藩属有很大的义务，区别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度之间的关系。而清朝末年的政治整合，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和内部矛盾无比复杂，是在帝国主义船坚炮立逼迫下的变革，并非只采取了“移民实边”这一项政策。其三，所谓少数民族小偷的问题因为语言不通、饮食不同等变得很复杂，这里面有文化和城市的差别，需要分析研究大量的实证调查材料，例如可以从政治分层和族群分层等理论，借鉴美国学者研究黑人和白人的生活状况所采取的方法，来追踪、调查、分析各民族之间不同的居住状况、专业结构、收入、地位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再次感谢了座谈嘉宾马戎教授和其他诸位嘉宾以及到场听众朋友们。
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刘清平、吴冠军、刘清平、孙国东、陈润华、林曦、沈映涵等作为与会学者参加了本次席明纳，并都做了发言。
附座谈嘉宾简介：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原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研究、人口迁移研究、城市化研究、民族关系研究、西藏问题研究、教育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主要论著有：《西藏的人口与社会》（1996）、《民族与社会发展》（2001）、《社会学的应用研究》（2002）、《民族社会学》（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