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0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了第三十四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温铁军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乐天教授共同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刘清平、陈润华、孙国东、吴冠军、林曦、沈映涵等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座。他对温铁军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温铁军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还分别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萧功秦教授与张乐天教授。
在正式演讲开始之前，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向温铁军教授颁发了“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的聘书并互赠新著。接着，温铁军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中国经验’、‘比较优势’与高校青年参与的乡村建设试验”的演讲。
在演讲中，温教授对在1949年到2009年这60年间中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及其化解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强调，经济危机通过向三农转嫁可以实现软着陆；未在乡土中国得到软着陆机会的经济危机则生硬地“砸”在了城市里，引发了城市的巨大变化。
首先，温铁军教授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四个判断：第一，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一个经历了殖民化，但原著民人口仍然占绝对多数比重的国家；第二，从近代来看，1949年开始，中国是全世界小资产阶级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因动员农民参加土地革命而实现了广泛国民动员的国家；第三，从当代来看，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最多的国家；第四，从社会结构进一步来看，中国是一个在新世纪刚刚开始发生经典理论意义社会分化的国家——中国的工人阶级再一次先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完成了政治化进程。自此后，21世纪中国进入了经典意义的主导阶级引领社会结构变化的历史时期。
接着，温铁军教授对“中国经验”的发展过程逐阶段地进行了解析。他指出：一， 1980年之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苏联资本的引入使中国从毛泽东所提出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变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同时，政府结构、教育体系乃至军事体系也随之全盘苏化。这最终造成了中国因高负债而遭遇的两次危机。这两次危机都向三农进行了转嫁，具体表现为1958-1960、1967-1969、1974-1976年间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和1958年开始的“工业品下乡”政策。二，1980年，中国首度遭遇经济危机，同时，四十万知青大回城，失业问题严重。在危机无法向农村转嫁的情况下，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主要表现为社会层面上的“顶岗”、“办三产”、中央层面上的“拨改贷”、“利改税”以及后来的财政分级承包”政策。三，1988-1993年，中国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银行赤字、外汇赤字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当这场危机不能再向三农转嫁的时候，城市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制度变革：国企“甩包袱”，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开支转交给社会，教育、医疗开始推入市场；并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了“外汇市场化一步并轨”和“分税制”改革。四，中国发展到今天，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三大资本的同步过剩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中国借助农村实现了软着陆，具体表现为“民生新政”的实施：即把三农问题视做重中之重，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公共品的财政开支，同时将国家投资放到村以下，解决公共开支的道路、水电等基本建设问题。三农投资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基本建设的条件和农村公共开支的状况，也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最后，温铁军教授总结道，真正的中国经验并不是在于采行了某种理论、推行了某项改革，而在于中国有着广阔的乡土社会作为载体，危机爆发时可有效地转嫁代价，这才是中国经验之本源。在此结论之上，温教授认为，中国应继续向中西部农村地区投资，巩固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只有这样，当全球危机再次爆发时，我们才能存有应对危机的基础条件。
针对温铁军教授的精彩演讲，萧功秦教授进行了点评。他指出，温铁军教授在研究中能够跳出西方话语，用中国经验来对照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西方话语并且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一点弥足珍贵。同时，温教授用大量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新意的展示，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农村和农民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与牺牲；现在以及未来的中国发展必须要强调对农民的回馈。同时，萧功勤教授指出，1958年前后毛泽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否符合经典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这一问题非常值得商榷。他认为，此阶段毛泽东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异于斯大林模式的，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我们应该做出一种更为具体的、理论上的解释。
评论嘉宾张乐天教授指出，温铁军教授在研究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将中国农村的发展放在了与城市、与苏联以及世界的联系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来思考，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张乐天教授指出，在对中国经验进行研究时，“从下往上看”的思考维度也不应忽视。中国采取农业集体化战略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来自底层的动力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教授认为，“软着陆”意味着农村承担了很多的代价与灾难性后果，农村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软着陆”的地方。最后，他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应在经济、财政上向农村做出倾斜，政治和制度上也应该吸收中国农村、农民长期积累下来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传统与智慧。
温铁军教授对两位嘉宾的点评做出了回应。他表示，他并不认为1960年以后中国的道路仍旧延续了国家资本主义，对此，他在著作《“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结合史料做出了专门的分析。温铁军教授非常赞同张乐天教授提出的应该关注底层的建议。同时，他指出，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来看，在农村实现的“软着陆”在使农村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帮助中国爬出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陷阱”。
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观众席反响热烈，主要提出了如下问题：中国未来5到10年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改革的难点是什么？如何看待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土地权利问题？如何看待当今的城乡贫富差距问题？既然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为什么农村的年轻劳动力要去城市打工？如果农村连自己的劳动力都留不住的话，它又怎么能够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等等。
温铁军教授对观众的提问一一做出了回应。他认为，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急剧膨胀条件下的资源日益短缺。对于农村的土地问题，温教授赞成“同权同利”，即城市土地，政府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村社有所有权；城市土地开发商有使用权，农村土地，农民有使用权。同时，他主张在“同权同利”的过程中维护农村的地权，只许租赁、不许买卖。围绕贫富差距问题，温铁军教授认为，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经典理论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变化在中国开始凸显，此时以现金收入为标识的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在中国社会中才做为一个重要矛盾显现出来。针对农村的劳动力外流问题，他指出，其原因在于新农村政策中对农民分地权的取消，这对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威胁。而日本和和欧洲针对类似问题的对策在中国均不适用，必须另辟蹊径来应对。
讲座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复旦高研院对温铁军教授的精彩演讲和两位嘉宾的精彩点评再一次表示了感谢，并欢迎广大师生继续关注、参与高研院的讲座及其他的学术活动。
讲座之前，邓正来教授在其办公室会见了温铁军教授，就今后的合作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