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0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三十六次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次讲座由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嫣（Gloria Davies）教授担任演讲嘉宾。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童世骏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哲学教授刘清平博士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吴冠军、孙国东、陈润华出席了本次讲座。
邓正来教授欢迎黄乐嫣教授来到高研院中国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他向在场的听众介绍了黄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领域，并介绍了两位评论嘉宾。黄乐嫣教授发表了题为“试谈中文里的人道主义”（On Ways of Being Human in Chinese）的演讲。
首先，她从演讲的题目开始谈起，指出中英文题目的内涵有一定的差异，并说明她把“Ways of Being Human”翻译为“人道主义”的原因在于，她要强调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有普遍价值的一面，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普遍语言，它也只能生存于不同的语言之中，跟随着诸种语言的深层文化结构和内容、表达方式发展下去。她强调，她的演讲主要跟大家讨论的课题也可以叫做“humanism 是如何跟中文思维方式接轨的”。
接着，她对“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进行了阐述。“人道主义，当作humanism 的翻译，无疑是个迟到的概念，是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中国学界才开始使用和流传的。”人道主义在中文语境里的生命颇为简短，内涵也因此不如成人之道、天人之和等儒学概念那么丰富。虽然人道主义也已经成为中文学界里的惯用词，理所当然被视为中西之间早已接轨的普遍概念，但是如果进一步去分析这个概念在中文里的操作和作用，就会发现它是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跟英文的humanism 有一定的距离。她以鲁迅的人道说法和康德的“全人”（universal man）为例进行比较后认为，鲁迅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是有机性的，是根据修身、养生这一类中国传统思想的道理的，而康德的“全人”则给西方人道主义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规范理性的基础。西方哲学把人当作知识的主体和客体的这种思维方式是符合规范性的哲学话语，这与中国儒学道德话语的人之概念有所差异。
黄教授进一步阐释道：虽然中国思想在二十世纪初也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启蒙，但是它在思想和文字的革命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哲学里的认知主体。在现代中国思想里，人的概念还是保持很隆重的修身、培植、保养、养生等这些涵义。无论是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话语或中国思想话语里的关键词，经常在解说的过程中反映了一种情感和态度。现当代西方思想界也有这种含有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s）的话语形态（比如尼采、萨特、海德格尔、德理达、德勒兹等的著作经常特意强调语言的感染因素），但是这种思想话语在西方学界往往是扮演反思和反问的角色，主要目标是以一种极认真的语言游戏去对西方哲学基本姿势所产生的约束进行审阅。
现代中国思想，在她看来，根本没有这种所谓太缺少人情的问题。相反，中国现代思想史充满了德勒兹所赞成的“我爱我恨”的痕迹。在中国思想话语里，“我爱我恨” 并不跟“我判断”对立。相反的，“我爱我恨”和“我判断”在中文思想话语中往往是提倡道德原则、道德价值的思维工具。因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启蒙概念还是保持很沉重的道德责任意义，它对真理的理解也就离不开自身修养和改造的目标。这也许是中文里的人和人道概念的主要含义。
最后，黄教授通过引用韩寒的一句话，提出了几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作为演讲的结束语：中文里的人道主义是否还需要一系列标准来衡量人的道德质量？谁有资格去判断别人作为一个人是否合格？
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认为，黄教授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中文话语领域里、尤其是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人道主义的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演讲。其中有一点把握得非常准确，而且有一定的深度，讲到了中国的人道主义和西方人道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中文里面人道这个词出现得很早，先秦文献里就有，跟天道相对的。人道主义是个很晚的词，但是人道很早就有了。正如黄教授所说，中国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比较偏重强调人的情感，西方比较强调人的理性本质。这是两种很不同的路径，导致了中西方在如何成人这个问题上一些微妙又深刻的差异，比如国外的一些汉学者已经指出的，他们把人称为human being, 讲到中国人的时候他们用的词是human becoming。今天讲座的题目是ways of being human,中国古代的几大流派恰恰可以说是different ways of being human。比如说儒家。它有它成人的方式，包括仁者爱人，五伦等。严格说起来，中国也有强调理性的，比如墨家；西方也存在强调情感的哲学家，比如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有趣的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最引起他们注意的恰恰是西方不太具有理性色彩的那些理论资源，尤其是刚才黄教授提到的尼采、萨特、海德格尔。黄教授在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儒家里面孔子的仁者爱人。毫无疑问，仁者爱人这一观念对于塑造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起着主导和基础作用，直到现在它依然是中国文化里人道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但在刘教授看来，儒家的人道主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即儒家是把仁者爱人植根于父慈子孝之间，植根于家族的血亲情感关系之中，以及君臣关系之中。儒家人道主义的一个问题在于当它过分强调父慈子孝的时候，当父慈子孝与仁者爱人出现冲突的时候，儒家就陷入悖论。据此，他强调，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吸取一些西方人道主义的精神。
评论嘉宾童世骏教授总体上赞同黄乐嫣教授的观点。他说到，金岳霖先生40年代有过一个演讲，认为苏格拉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古代思想家基本上都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他们把哲学、科学研究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把求知和求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正如黄教授所说，苏格拉底时代在西方已经过去了，但在中国还没有过去，而是把修身看成比求知更加重要的传统。他阐述了冯友兰、梁素敏等人的思想，说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基本上都肯定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黄乐嫣教授通过运用大量的例子，对中西人道主义的比较很具有概括力和说明力。现在的世界是多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的世界，中国传统也有独特的方面可以提供。比如儒家，并不是只讲爱人，也讲知人，把人和知统一起来，这样来克服只讲人、不讲知，只讲爱恨不讲对错这样的传统。在知的方面，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好的因素值得探讨。儒家可能对“知”的强调不如西方人那么厉害，但是它对“知”（特别是人之互动、主体间性）的理解水平是西方人2000多年以后才刚刚达到的。
黄乐嫣教授对两位教授的评论进行了回应。她赞成刘教授所提到的仁者爱人、五伦的说法，但是为了讲座的内容能够让学生更加容易接受，她有意识地忽略了那部分内容。对于童教授提到的几点，她表示完全同意。她表示中国当代思想如何把它内在的逻辑和思维方式亮出来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有一种自我矛盾的心态。
在互动和讨论环节，现场的听众提出了许多疑问，比如：真理是中国人身体的一部分还是身体之外附带的一部分？怎样来看待按资排辈的问题？为什么会把本应是对错的判断用爱恨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现在的社会怎样来成人？等等。黄教授一一进行了回答。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本次讲座作了总结。他再次感谢黄教授来高研院讲座，也感谢所有现场同学的到来。